中国“新三样”产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文/李晓喻

　　今年以来，中国以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表现异军突起。与此同时，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也相继推出一系列绿色产业政策，在以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为代表的绿色产业上纷纷加码。

　　主要经济体发展绿色产业“千帆竞发”，对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意味着什么？未来全球绿色产业将形成怎样的格局？目前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中国“新三样”，今后又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能源中国：安全、绿色与繁荣”对话第二期节目，邀请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围绕这些热点话题展开对话。

　　中国绿色产业优势进入“井喷期”

　　主持人：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疲弱，能源转型加速的大背景下，您怎么看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态势以及新特点？

　　彭文生：全球产业链发展态势有两方面值得引起重视。第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种倾向其实从美国次贷危机后就已经开始。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导致部分经济体内部一部分人群收入相对甚至绝对下降，保护主义因此兴起，主张保护国内产业和就业机会。

　　第二，地缘政治升温。对中国来讲，有两点尤其需要重视：一是高科技领域的纵向“卡脖子”；二是横向的“去中心化”，就是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吸引制造业回流、搞“近岸”“友岸”外包等等。这两点在绿色能源转型方面体现得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在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中国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的发展，可以说为全球的绿色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引领了全球绿色转型产业的发展。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上海口岸以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持续火热，以“新三样”为代表的中国绿色产业有怎样的优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优势？

　　邹骥：绿色产业其实不只这些，还有热泵、电解槽等一系列产品。这个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链齐全，供应有保障。第二，便宜。同样的质量，中国产品的售价跟一些主要经济体价格相比，能便宜到其1/3~1/4的程度。

　　这些优势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优势。

　　第一个就是人才。以“新三样”为代表的产业，背后需要足够数量工程师，足够数量受过很好训练的熟练工人。中国一年毕业上千万大学生，其中可能有七八百万是理工科的，这个人才结构可以提供非常多优秀的工程师和熟练的产业工人。

　　第二是基础设施。中国的交通、电讯、电力等基础设施雄厚，可以说是世界上支撑制造业发展最好的地方。

　　第三，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整。总体而言，人才众多、基础设施完备、制造业门类齐全、市场规模大构成了中国绿色产业的优势，而且这些优势现在进入“井喷期”，这是非常明显的。

　　全球竞争加剧，中国有喜有忧

　　主持人：您认为从去年以来欧美主要经济体有哪些绿色产业政策值得我们注意？这些产业政策和中国有什么样的关系？

　　邹骥：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还有芯片法案等。总的趋势是，发达经济体现在为发展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提供了更多的税收优惠条件，要吸引全球的投资，也包括美国自己的投资回流美国、到美国生产，欧盟也一样。应该说，这对中国形成了某种竞争。

　　主持人：这些欧美的产业政策，短期内会对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合作产生影响吗？长期又会有哪些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彭文生：过去20年间，主要经济体绿色转型的政策抓手或者说政策路径还是有明显差异的。我们曾经提出过“绿色溢价”这个概念，要实现负的绿色溢价有两个路径：一是增加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比如说通过碳交易市场形成碳排放的价格；另一个是降低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

　　这是两个不同的政策路径。欧洲主要走的是前者，即增加化石能源使用成本；中国走的是后者，即降低可再生能源使用成本；美国走的是中间道路。

　　现在看来，中国的政策路径是比较成功的，既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又推动了经济增长。欧美也发现了这一点。比如美国政策转向就非常明显，《通胀削减法案》《芯片法案》等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是向中国学习绿色转型领域的产业政策。欧洲其实也在试图在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要把资源从其他行业转换到新能源行业，会导致整个经济运营成本上升。另外，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升温，也导致绿色转型成本上升。

　　美欧新能源产业政策方面的变化，带来全球竞争的新的格局。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应对？对内，应当发挥好规模经济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应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加强合作。

　　主持人：现在大家都对“新三样”给予高度期待，综合来说，中国今年绿色产业表现如何，有哪些亮点值得注意？

　　彭文生：中国“新三样”发展之快、地位在全球之领先都非常突出。从总量来说，今后需求空间依然非常大，因为能源是整个现代经济的基础，要把这个基础从化石能源转到清洁能源，其背后所要求的产业转型带来的需求规模是巨大的。

　　但短期也确实面临一些挑战。比如部分产能可能扩张太快，可能面临一些所谓的产能过剩、利润下降阶段。但我个人认为，从宏观角度看，这个阶段是个动态的过程，不会改变绿色产业长远发展所带来的需求大幅增加的趋势。因此，宏观上的需求增加和微观上的部分企业因过度扩张面临困难，可能是并存的。

　　邹骥：现在是有喜亦有忧。喜的是，中国的产能、技术、人才现在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在全球的竞争优势非常明显。忧的是，需求侧可能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怎么让这些产业在保住竞争优势的同时还能不断升级迭代，永远处于领先地位，是个严峻考验。

　　比如，电动车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智能化。面临芯片“卡脖子”的挑战，中国车企能不能在智能化问题上占据优势？再比如电池技术，更高密度的电池，以及电池的回收利用，这些事情中国现在还刚刚开始起步，胜负还未见分晓，都需要及早布局。

　　再以太阳能为例，太阳能现在产能绝对占压倒性优势，但是需求侧怎么办？一个就是去推动电网增加消纳的能力，另外一个呼之欲出的新型电力系统的雏形正在呈现。

　　主持人：从能源转型角度，中国绿色产业的比较优势该如何体现？怎么理解中国产业链的韧性？

　　邹骥：优势还是要体现在大的能源系统上，供给侧需求侧要同时发力，要开发出绿色能源的应用场景和新的应用渠道。

　　比如，电源的建设还要继续进行，因为中国的用能还要增长一段时间，只不过不使用化石能源。所以电源的建设，我们常讲“先立后破”，先立电源，然后立电网，这个电网既包括长途输送，也包括一些针对具体地区的配网、微网，总的来讲是解决互通互济的问题，然后立储能。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电动汽车数量也在“井喷”。上亿辆电动汽车将是巨大的“充电宝”，现在做充电桩的建设就需要未雨绸缪，既能够给车充电，又能允许车给电网送电。届时，电动汽车就不仅仅是汽车，而是巨大的储能装备；房子也不仅仅是房子，如果用光储直柔的技术，再配上电气化的用电装置，这时候房子就成了虚拟电厂。这就为能源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赛道，如何应对新挑战？

　　主持人：为了充分适应释放“新三样”的增长潜力，进一步巩固加强我们在绿色产业的优势，今后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优化？近期我们应该关注哪些重点工作？

　　彭文生：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很多技术路径并不是确定的，到底哪一个路径最终胜出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很显然，市场规模大的制造业体系更有空间和能力来融入不同的技术路径。所以跟中小型经济体相比，中国有巨大优势。

　　如何发挥这种优势？

　　首先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金融。未来技术发展最终需要资金支持，钱从哪儿来？有些可能需要银行信贷来支持，有些技术发展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可能更适合资本市场。如何把风险投资引导到这些领域，结合政府的支持，是今后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要重视全球市场，尤其是要重视和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

　　邹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都要开拓，但在我看来，当下更需要强调开拓国内市场，因为中国市场还是在开发初期阶段。以热泵为例，热泵的产能可能百分之四五十都在中国，但是真正的热泵在中国应用并不多，大部分产出来的热泵都用于其他国家了。光伏也有类似的情况。能不能用市场的逻辑指导碳市场的建设，这个我们现在可能走到“深水区”了。如果碳市场建设得好，将支持中国经济长期的转型。

　　主持人：现在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在加码绿色产业，可以说是“千帆竞发”，那未来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位置在哪里？中国的机遇又在哪里？

　　邹骥：在这个新赛道上，中国已经占据了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但未来仍需居安思危，因为产业发展还充满很多不确定性，我们不能陶醉于今天的有利地位，需要识别出一些潜在的挑战。比如，电动汽车向智能化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竞争优势何在？中国在产业链的什么位置上，瓶颈是什么？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需要有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固然有很多问题，但有一点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就是这个政策法案是到2030年，有足够的预期。作为一个投资者，在稳定的政策预期下，投资收益如何，多久能回收成本，他是可以算具体账的。中国制定政策的时候，也应该多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定心丸”。比如说，政策出台的时候明确，5年不变、10年不变，这时候投资者就有很大余地去施展。

　　彭文生：现在在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领域，比如“新三样”，中国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未来能源转型产业的发展，可能要从中间的制造业环节向上游和下游延伸。上游就是研发，就是中国怎样站在技术领先地位。下游是什么呢？新能源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基础设施依赖比较大，比如说电网、储能，这些都是一些新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和研发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投入的个体不能享受所有回报。技术进步能让所有人受益，基础设施也是一样。所以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就非常突出。今后在上游的研发和下游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要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我还要提出一个可能需要关注的风险，涉及到公共政策问题，就是土地的使用。可再生能源绿色转型的发展，可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再次面临土地使用的重大转型。土地使用是一种空间的占用，如果管理不好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对整个土地的规划，城市乡村甚至边缘地区土地的使用，可能都需要未雨绸缪，有一个系统性的谋划，没有远虑必有近忧。